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哈尔滨破获了一起轰动全市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杀人大案，而以这起潜伏特务杀人案为素材的反特电影《徐秋影案件》的上映，更是将此案的影响推至全国。 而时隔三十多年后，这个特务大案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定是一起错判的冤案而获得平反昭雪。记者根据哈尔滨市电影公司郑文发的讲述，揭秘出这部电影主角背后的故事。 1986年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来到道里区经纬街18号哈尔滨市电影公司二楼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你们现在上映的电影《徐秋影案件》里女特务的原型，我叫邵玉魁。我的案子是冤案，已经平反，我要求你们停止放映这部影片！” 照说电影公司对邵玉魁特务案和《徐秋影案件》这部电影都比较熟悉，确切地说是距离非常的近。一则案件发生在本市，轰动一时；二则电影公司与案件被害人赵洁珊生前所在单位市教育局（1951年改称文教局，1953年分为文化局和教育局）是上下级关系，同属一个系统；其三，电影《徐秋影案件》的编剧黑龙江省著名作家、剧作家丛深的爱人就在电影公司工作，是电影公司的机关干部。但时过境迁，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大都离退，所以邵玉魁的此次突然造访，并没有引起多少惊讶和关注。 主管业务的公司副经理吕占生非常客气地让邵玉魁坐下说，点燃了一支烟坐在邵的对面。邵玉魁坚持要站着说，她表情郑重，不卑不亢，思维清晰，在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案情并重复了上述的意思后，又补充道：“我的案子已于去年由黑龙江省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改判无罪申请，我正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现在问题是这部影片也构成对我名誉和精神上的伤害，包括现在，因为人们一提到我，就会想到《徐秋影案件》这部电影，一提到《徐秋影案件》这部电影，就会想到我。所以，作为这桩冤案的受害人，我有理由也有权利要求你们电影公司现在停止这部电影的发行放映！” 等邵玉魁说完后，公司副经理吕占生放下手里的烟，点了点头，态度平和、耐心地向她作着解释：“你的话我听明白了。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一，这部片子的发行放映是为纪念哈市解放四十周年活动而安排的，是计划中的事；二、这部片子是否发行放映，不是我们市电影公司这一级单位所能决定的，决定权不在我们这儿，也不在省里，而归国家广电部电影局管理。所以，你可以将你的这个问题直接反映到北京国家广电部电影局，由他们来处理。”对于吕占生客观如实的答复，邵玉魁 转身走了。 简单回顾当年侦办邵玉魁特务案的过程，它的来龙去脉的路线图是：一起凶杀案→悬案→重启、限期破案→线索→调查→巧合→怀疑→推断→认定→抓捕审讯→嫌犯否认→连续强行诱供、逼供→嫌犯招供。大致的情况是，1948年初冬的一天松花江边发现一具被枪杀的女尸，死者是哈尔滨市教育局女秘书赵洁珊，因一时难于侦破而立为悬案。三年后的1951年应被害人家属的强烈要求，市领导责成市公安局限期破案，于是侦破组成立重新侦办，在侦办过程中办案人员误将赵洁珊抄录的一段鲁迅先生的话，视为其有反动思想的流露，又顺着赵洁珊所记录的邵玉魁娘家的地址，将其生前好友邵玉魁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巧合的是邵玉魁及其两个胞弟还有他的二妹夫李子和等四人，都有曾为国民党效过力的“历史问题”，加重了办案人员对他们的怀疑，再加上赵洁珊遇害后，邵家曾上缴过一把小手枪，而枪的型号与杀害赵洁珊所使用的枪型号相同。同时，随手枪一同上缴的子弹的数量少了一发，偏巧赵洁珊又是被一枪毙命。按照这个思维逻辑推断，以邵家这四位成员为中心的一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团伙就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1954年邵玉魁姐弟和妹夫等人被捕……。1959年邵玉魁的大弟邵莲魁及二妹夫李子和被判死刑处决，小弟邵亚魁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出狱后服毒自杀）。邵玉魁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邵玉魁也曾原本有一个夫妻恩爱温馨幸福的小家庭，丈夫王长春是道外区政府的干部。随着她的被捕及案情的深入，那个曾经拥有过的温暖的小家，则离她越来越远。她被捕时已怀有身孕，两个月后产下一个男婴，取名铁生，七天后被丈夫抱走，后来丈夫又被迫与她离婚。这起错案使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1956年，黑龙江著名作家丛深和另一位作家李赤合作，以该案为素材编写了电影剧本《徐秋影案件》，长春电影制片厂闻风而动，很快组织了由于彦夫执导的摄制组来哈进行拍摄，将这个剧本搬上银幕，影片上映即引起轰动。 然而，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外界的广大普通观众、包括这部电影的创作者们所不了解的是，在此案侦办过程中，围绕着邵玉魁等人案情的最后审定结论，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是特务还是被冤枉？公检法内部曾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波三折，近乎于“地动山摇”。 1956年，针对于该案一审中存在着诸多疑点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由市检察院牵头、会同市法院和市公安局组成联合检察组对该案进行重新复查。他们审卷宗、提讯在押嫌犯、勘察案发现场、赴沈阳、长春查阅敌伪档案等，耗时七个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形成一份近三万字的《关于李子和、邵莲魁、邵玉魁等七人反革命杀人案的检查报告》，其结论明确认为这是一起错案。这份报告得到市法院、市检察院一些领导的支持，认为应该重新定案。市公安局少数领导看了复查报告后，也觉得该案证据不足。 然而这与坚持错误定案的一些人形成了严重的分歧与激烈的争议，当时市委常委兼公安局的负责人出面将此事给压下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市公安局按照这位主管领导的授意，对该案又进行了重审，针锋相对地写出二万字的《赵洁珊被杀害的检查报告》，认定邵家四人是特务，赵洁珊为邵家姐弟合谋枪杀，在押案犯均“口供一致”，确定无疑。不久，反右斗争进入高潮，市法院、市检察院许多参与和支持邵玉魁特务案为错案观点的人，都被冠以“为反革命杀人犯鸣冤叫屈”，“同情反革命一伙，思想右倾”的罪名，打成右派。此后，公检法中也就没人再敢对这起错案提出反对意见。直到30年后，该案才被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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